媒體報道 | 對話傅衍教授：我們可能會更加注重抗病育種的工作
我國雖然是養豬第一大國，但生產效率距離養豬強國仍然有不小的差距。比如，每頭母豬年提供斷奶仔豬數，美國平均水平是25.28頭（2018年，PigCHAMP對標報告），而中國只有19.49頭（2019年，微豬數據年報）。
差距如此大，既是因為我們的規模化養豬仍處于上升期，養豬供給側仍需進行結構性調整，也是因為我們沒有高性能的種豬群。豬場硬件條件、生產技術、管理理念等都可以在短時間內通過增加投入、引進人才、增強培訓等方式得到快速提升，而高性能種豬則需要經過持之以恒地育種選育、經過長時間的積累才能實現量變到質變。
而非瘟的暴發，則對種豬育種提出了新要求。為了解非瘟環境下種豬育種面臨的挑戰，從而為養豬企業提供可行性建議，愛豬網獨家專訪了天邦股份首席科學家、史記生物副總裁、天邦研究院副院長傅衍。傅衍教授向記者分享了他的育種經驗。、
史記共享CG美國基因組抗病信息，開展全球聯合育種
愛豬網：傅教授您好，感謝您接受愛豬網的采訪。作為天邦股份首席科學家和史記生物副總裁，請問史記生物在育種方面的防非理念是什么？
傅教授：非瘟環境下的育種，首先還是要強調生物安全，既有核心場、公豬站的生物安全，又有種豬運輸的生物安全；既有生物安全流程上的細化，又有硬件上的改善。當然更重要的是生物安全的理念，在嚴格執行生物安全規章制度的基礎上，要強化生物安全的理念，人人都要有生物安全的意識，這樣才會自覺地做好生物安全工作。另一方面，針對非瘟的硬件條件改善也很重要，從人員洗澡、隔離設施，到進場物品的高溫、熏蒸處理設施，以及車輛的洗消設施都很重要，洗消后的車輛要做檢查、做測試，確保效果。另外，公豬站都配有自己的PCR實驗室，對每天的精液進行疾病監控（包括非洲豬瘟）。應該說，全公司從硬件上、措施上、流程上都更加強化了生物安全的理念。
育種是一個長期的工作，不可能在短期內培育出抗非瘟的品種，因此我們可能會更加注重抗病育種及提高種豬適應性的工作。但是抗病育種是很難的，首先抗病沒有可直接度量的表型，不能度量就不可能有改進。可度量的性狀，我們要求測得準，例如生長速度，可以通過稱重獲得；料肉比可以通過自動喂料器獲得；肌肉、脂肪、骨頭的占比及肋骨數可通過CT掃描計算獲得。這些性狀可度量可選擇，但是抗病性狀在核心場是沒有表型的。
從文獻報道看，抗病性狀有足夠的遺傳方差，可以做選擇，只是表型難以獲得。我們的兄弟公司CG美國（天邦是CG的股東，占40.69%）用攻毒的方法，人為發病獲得表型，再做全基因組關聯分析，通過基因組選擇做抗病育種。史記在CG全球聯合育種的過程中，自然地共享了他們的基因組抗病信息。基因編輯是培育抗病豬的有效手段，許多科研院所已有成功的試驗例子，但離培育成功一個其他性狀也優秀、特別是遺傳穩定的群體，路還很遠。基因編輯在動物育種上的應用，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策。歐盟已把基因編輯納入轉基因的審批渠道，美國還沒有明確的規定，但已放行了一個植物產品：基因編輯蘑菇。我國對基因編輯也還沒有具體規定，但史記有全球聯合育種的優勢，未來政策開放，史記有這個實力進行基因編輯的技術研究。
建立公豬站PCR實驗室，確保每日送出豬精安全
愛豬網：在引種的非瘟防控上，您對豬場有什么建議？
傅教授：引種方面的建議，首先是來源場要健康。引種必須要做檢測，可以看對方的檢測報告，這取決于雙方的信任程度，需要時也可派人去對方場采樣（哪怕不能進場，也可視頻采樣），做主要疾病的檢測，判斷豬群的健康狀況。
引種的第二大風險是運輸。首先是運輸車輛，車輛必須徹底清洗、消毒、干燥，非瘟環境下還要烘干，然后采樣檢測，通過后才能放行。車輛確保無菌后，就要注意運輸過程中的風險，運輸的路線、時間（交通高峰期風險也更大）都要策劃好。運輸中途停車會增加被污染的風險，也會增加悶熱致死的風險（特別是夏天運豬），所以要盡量避免途中停車，特別不允許停車吃飯。
另外，種豬引進后要有隔離和適應的環節。隔離是為了防控種豬、車輛、及途中的感染而帶病毒，適應是為了引進的種豬與原群體在健康狀況、免疫水平上的平衡。兩者的目的不同，措施也截然相反。隔離要求引進群體與原群體完全切斷，不允許有人員或物品的交叉，要把引進群體當作是攜帶病原的豬群，直到送樣檢測結果證明引進群體是健康的。相反，適應或馴化是需要兩個群體的接觸，如通過原群體的飼料、豬糞、甚至淘汰豬等，讓引進豬直接或間接地接觸到原群體。根據豬場的健康狀況，適應或馴化有時也包括對藍耳病和PED的馴化。
愛豬網：長期以來市面上的種豬、豬精質量良莠不齊，養豬企業在選擇種豬和豬精時也有許多慣有性能、質量、安全方面的考慮，在您看來養豬企業在選擇種豬、豬精時應該按照什么標準？
傅教授：選擇種豬和豬精的重要標準是健康和性能，健康始終是第一位的。前面已提到過種豬的健康檢測，精液也要做檢測。例如史記生物的公豬站，每月會對公豬做檢測，每天會對精液做藍耳病、PED及非洲豬瘟的抗原檢測（每個公豬站有自己的PCR實驗室）。精液影響面大，必須確保陰性，確保每天送出的豬精是高健康的。天邦旗下漢世偉集團的幾十萬頭母豬，使用的精液全來自設在外部的公豬站，多年前就在每個公豬站建立了PCR實驗室，每天的精液都是在病毒檢測陰性后才放行的。
確保健康后，還需要考慮的是性能，種豬（包括精液）的性能一般通過種豬公司及公豬站提供的信息，當然直接或間接的使用經驗更重要。不同的養豬企業有不同的需求，要有針對性地選擇自己需要的產品。
以前我們規定，TOP50%的公豬才能進到公豬站，今年的要求是TOP30%，隨著測定量的加大，今后會要求前20%、甚至前10%的公豬進入公豬站，目的是為了降低商品豬的飼養成本及提高生產效益。
使用CT測定技術，應用大數據協助育種工作
愛豬網：大型養豬企業對效益的追求導致價值育種成為趨勢，在育種方向上更關注料重比、PSY等關鍵性指標。您認為當今育種的難點在哪里？
傅教授：之前提到的抗病育種是難點，性狀難以度量，沒有度量就沒有改進，加上抗病性狀遺傳方差小，改進難度大。疾病對機體或多或少都有影響，很少有絕對的抗病，也許把抗病稱為適應性或疾病的耐受性更好。肉質性狀也很難活體度量，改良也難。另外，許多性狀之間有拮抗性（負相關），難以同步提高，也許可以通過專門化品系的選育，把相拮抗的優點組合到商品豬上。
決定遺傳進展的要素有：遺傳方差（通常難以改變）、選擇的準確性、選擇強度、世代間隔。其中最難把握的是選擇的準確性，影響選擇準確性的因素很多，不斷提高選擇的準確性是育種工作的關鍵，也是育種工作的難點。
愛豬網：我們了解到史記生物的核心場、公豬站有在應用一些例如大數據、基因組育種等先進的技術，您可以介紹一下史記生物在育種方面具有哪些優勢嗎？在育種方面的研發投入有多大？
傅教授：研發投入我目前還不能說出個準確數字，因為涉及面很廣。但是說到育種優勢，我可以總結幾個方面。首先是大數據育種，大數據來自個體測定的數據、親緣個體的數據、環境影響的數據、雜交后代的數據、屠宰場的數據、分子標記的數據（50K芯片）、CT掃描的數據（每頭豬約3G）、以及來自生產管理系統SAAS的數據。
其次是基因組育種，基因組育種對于早期選擇、表型數據滯后的母系品種的選擇、以及難以獲得表型的抗病性狀、肉質性狀的選擇都具有重要的意義，史記生物在上述領域都在應用或嘗試應用。
我們的另一優勢是CT測定，使用CT測定技術的公司目前全球有三家，我們是其中之一。我們有兩臺CT測定設備，一臺在池州核心場，另一臺在貴港核心場。CT測定的難度在于要開發相應的軟件，史記生物已經開發了自己的測定軟件，并申報了發明專利。CT測定的信息量很大，我們還在繼續研究，爭取挖掘更多的可利用信息。
另外，我們也在開展一些具有潛在應用價值的研究，如簡化基因組重測序項目；又如整體基因組項目，我們將對貴港核心場種豬開展多組學的分析，研究豬基因組與微生物組/代謝組之間的關系，尋找整體基因組的性狀選擇方法（基因、通路、網絡）。
CG在豬育種方面采用了全基因組選擇技術，科學構建基因組親緣關系矩陣，從而極大提高了選擇的準確性。
經大群體（1100）頭攻毒實驗，獲得了疾病耐受性的表型數據，從而展開全基因組的抗病育種，并取得了顯著效果。
愛豬網：據了解，史記生物通過整合天邦旗下各種優質資源，為生豬養殖企業提升提供整體解決方案，你認為這種綜合方案對養豬企業有何益處？對比行業其他同類方案，史記生物的方案又有何優勢？
傅教授：史記生物技術有限公司是天邦股份重新組建的一個新公司，于今年1月18日在南京國家農創園掛牌成立，新公司由天邦的疫苗生產、豬病檢測、生物技術、遺傳育種、豬精及冷凍精液等板塊整合組建而成。史記生物的成立，技術力量更加聚集，能夠為客戶提供更好的、全方位的服務。養豬生產涉及的面很廣，如場址選擇、設計和建設、環保工程、飼養管理、飼料營養、健康方案等等，史記生物正在建立以上各方面的服務能力，希望為客戶提供有價值的、全方位的服務。
（來源：愛豬網）